“到了。”望着熟悉的杭州布政使司衙门，王廷和陈惇走下了船只。
“大人，苏州百姓日夜悬盼，”陈惇看着在门口不由自主踟蹰的王廷，道：“盼望大人能减免这二百万石军粮啊。”
王廷眼中闪过一丝坚定，点了点头。两人顺利进入府衙，然而等了许久，约莫三四盏茶都喝完了，还等不到江南总督张经的接见。
“本官抛下治水的大事，来到杭州只求总督一见，”王廷发怒道：“总督大人就这么忙吗？”
不一会儿一个下吏走过来作揖道：“大人，总督大人有请。”
陈惇跟着王廷走到大堂前，却被拦下了，只能在阶下凭着自己过人的耳力，听着堂内的谈话。
“……大人，”王廷道：“苏州发了大水，淹没民田七千余顷，受灾人数以万计，今年眼见连夏税都交不上了，哪里能凑得起大人要的二百万石粮食呢？”
“本官新任这个江南总督，来之前就听说苏州人有三善，善造园，善讼，善哭穷。”一个宏亮的声音不紧不慢道：“苏州园林甲天下，本官还没有亲眼见一见，以后应该也有机会能见。这个善讼，是说苏州民间素有好诉讼的习惯，百姓无论事大事小，动辄赴京告状，还经常一件案子牵连数件，株连几十人上百人。后来你们苏州来了个况太守，老百姓认为他断案如神，才渐渐不上京去告状了，可御史言官之中，苏州出身的，都喜欢告讦，这是朝廷公认的。”
“最后一个就是善哭穷，”张经呵呵道：“听闻百姓日常寒暄，总说自己如何穷困，如何潦倒，实则是家藏千钟粟，门埋万两金，只不过都不肯说自己是富人罢了。没想到百姓如此，官员也是这般模样，这倒叫本官始料未及啊。”
“大人玩笑了，”王廷咬牙道：“不是下官哭穷，而是苏州当真是捉襟见肘，凑不齐这二百万摊派下来的军粮。”
“谁不知道你苏州一府的赋税，”张经道；“比内陆一省都多，本官不过要收你二百万石粮食，甚至不及夏税一半，你苏州怎么会凑不出来呢？”
“大人有所不知，”王廷道：“其他任何地方的水旱之灾，上禀朝廷，则或迟或晚，必有赈济。唯独苏州，朝廷以为苏州富裕，不肯给任何赈济，只让州府自己解决。”
王廷脸上露出一丝难堪的神色，“……不瞒大人，我苏州商人精明市侩，每逢灾年，百姓因无款可借、无粮可食只得流离乞讨，而商人却在此时囤积粮食哄抬粮价，从中渔利，让官府以高价收购他们手中的粮食。若不从他们手中收购，而从全国各地调粮，一来时间太长，灾情刻不容缓，二来运输成本太高，还得是府衙自己解决，所以赈灾往往用银钱从本地商贩中高价收购粮食。”
“所以你的意思，是苏州府本来有余力，能凑得上这军粮的，”张经道：“只不过大水一来，你们的钱就去买了粮食，凑不齐这军粮了？”
见王廷点头，张经就道：“那倒也简单，本官觉得你们高价买回来的粮食，先不急着赈济灾民，倒是可以把军粮交上。”
王廷倒吸一口气：“交了军粮，百姓吃什么？”
“那就是你苏州府自己的事了。”张经道。
“岂能如此！”王廷愤怒起来：“百姓吃不上这一口粮就会死，大人的军队吃不上这一口粮会死吗？”
“百姓吃不上粮，大不了做贼，”张经也冷笑道：“军队吃不上粮，谁来抵挡倭寇？你告诉我，到底是贼好平，还是寇好平？”
百姓变成流民，也还不是明末那样啸聚山林的模样，倒是倭寇之祸，为害惨烈。
张经把脸一沉：“本官以南京兵部尚书衔，不解部务，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江南一切，都要为抗倭大事避让。你苏松不过发了一场小小的水灾，就哭天喊地不肯交粮，若是其他地方也有学有样，今日说有旱情，明日说有虫灾，都不交粮，我这个江南总督还怎么做，倒不如趁早解散了大军，早早回朝复命去，也省得费心费力筹谋运作！”
王廷只能站起来道：“下官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张经面无表情：“你苏松夏税就能交四百万石，本官材不过问你要二百万石，你三推四阻地，好像本官给你压了上千万石的粮食一样！我听说你宴请按察使张昌文，一桌筵席就花费一百两雪花银，可见断不是你掏不出这银子，只在我面前搪塞我罢了。”
王廷脸色一白，一百两纹银一桌的筵席确实是有，但也不是他掏的钱，而是苏州本地的大户做东，但这话又怎么说的出来呢？
“我知道你王子正，嘉靖十一年的进士出身，来苏州当了六年的府尹，”张经就道：“历来除了况钟在这个位置上做了十年，其余太守，短不过一二年，长也不过六七年罢了，你考核成绩又不差，说不定很快就有升迁。谁不愿要个善始善终呢，本官也不想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说你王廷拒不交粮，阻挠抗倭大计吧？”
陈惇听得怒火中烧，却听见身后一阵脚步声，回头一看，只见一人也停在了他身后，面容额阔口丰，眉骨棱高，双目炯炯，不由得让陈惇多看了两眼。
“你是苏州府的官吏吗？”他问道。
陈惇含糊其辞地应了一声，王廷带着他来杭州，是见他年少聪明，在文会和治理水患上都甚有见地，也希望他在减免军粮的事情上还能发挥一下聪明才智——然而陈惇听着屋里的谈话，只感觉一股无力涌上心头。
“张总督要苏州的军粮也是急用，”这人善意地解释道：“倭寇两万多人盘踞浙江柘林川沙堡，且人数愈聚愈多。总督每日选将练兵，准备等永顺、保靖的狼兵齐集，便要一举尽歼倭寇。”
“对，现在抗倭最要紧的事，是头等大事，苏州百姓饿死也是活该，”陈惇道：“早知道我应该提早跟府尹说，问一问张总督要不要扩军，把这些无家可归的流民都招募走，流民当了兵，一不用挨饿，二还可以杀倭，真是一举两得。”
这人啧了一声，道：“苏州以往也有水灾，怎么今年这么难过？”
“因为往年没有加派，”陈惇乜了一眼他：“往年淹的都是吴淞江两岸，像昆山那种地方，都淹习惯了，不然你以为‘叫花昆山’的名号从哪儿来的？今年吴淞江没有事，淹的是常熟，常熟常熟，今年熟不了了，田都被淹了，哪儿有收成？没有收成，怎么给你交粮？”
“可以问大户借粮，”这人被陈惇鄙视了也不生气，道：“等水稻麦子熟了，再还上也行。”
“官府高价向大户借粮，这买粮的钱最后还要摊派在小民身上，我看不用这么麻烦，”陈惇道：“倒不如张总督用武力向大户收购粮食，谁不交粮，就抓杀谁。”
这人呵呵了一声，显然是在嘲笑陈惇的天真。
“我知道你笑什么，”陈惇道：“所谓为政不难，不得罪巨室，张总督要在这江南地方长久做下去，并不能得罪本地豪宦，否则便又是朱纨的下场。”
“看来你也不是个傻的，”这人就道：“就不要说傻话。”
“我倒没有说傻话，”陈惇道：“苏州百万人口，财富却只集中在一小撮人手里，张总督不问这一小撮人要钱，却要把老百姓最后一滴血榨干，将来逼得民反也就罢了，张总督只负责剿寇，不负责讨贼，但我唯恐苏州百姓生变之后，张总督那摊派的军粮就凑不齐了，这所谓的抗倭大业，也要中道崩殂。”
“难道你有什么好办法不成？”这人就道。
“我有一个异想天开的办法，”陈惇道：“不要加派军粮，收就收银子，以提前征收明年不当役里甲徭役银的办法，把所有的徭役合编在一起，折银征收，充作军饷。”
说实在的，要说其实历朝历代，在重农政策的影响下，朝廷对老百姓都是轻徭薄赋的，田赋比例通常是二十税一，像汉朝更是三十税一，十税一就是重税，更没有听说比十税一还重的税了。
田税自古就不高，为什么老百姓还是活不下去？
因为这里面负责收税的人，侵吞、加派等操作手段太多了，无数贪官污吏上下其手，加重百姓负担，而国家也被他们坑了。然而田税老百姓咬咬牙还能负担，压垮他们的是徭役。
徭役之重，远远超过了要交的田税。本朝规定，百姓需要服三种徭役，一为里甲役，里甲役即一里的事务，二为均徭，即供官府经常性的差役，三为杂泛，为临时派遣的一切差役。像地方的土木工程、造桥修路、治理河渠、转输漕谷等劳动也就罢了，但现在徭役已经变成了五花八门的事情，比如在船头当纤夫拉大船一个两个月，比如从千里之外押运地方特产送往两京，比如被驿站拉去送信，甚至可能是给官老爷当脚夫。
这些都不是国家正统的徭役，而是私人摊派的徭役，而具体负责的就是地方里甲。
里甲勾摄公务，管理一里人丁事产，遣人服役。如今陈惇这个办法，就是用钱免役，提前将徭役征收，将所有的五花八门的徭役全算进来，折合成银子上交。然后百姓就不再服劳役，官府需要有劳力的话，就必须支付报酬，因为你已经收走了徭役银。
官府的徭役其实不多，而那些私人摊派的徭役，他们想要再支使百姓服役，就必须要出银子了。
“这、这是雇役啊。”这人倒吸一口气，紧紧盯着陈惇。
“对，赋役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方物、土贡之类的额外加派劳役，全部简并为一体，该交多少交多少，把力役改为雇役，由政府雇人代役。”陈惇道：“至于那些不服役的人——”
大明只要有权有势的人，他们可以逃役，对于这些俗称为“大户”的人，陈惇也有办法：“徭役以户丁征集，你不觉得太不公平了吗？达官贵人们享有免除劳役的权利，一旦成为他们的家丁、佃户甚至奴仆，便可堂而皇之地免除国家差役。怪不得越来越多的人，要把田产投献给贵人，不仅可以免除田赋，还可以免除徭役，这样挖空的是国家的墙角，毁灭的是国家的根基。”
陈惇的办法，就是将徭役按照田亩数分担，“无论大小户一律造册，把田亩多的大户、富户编在前，以负担重役，把地少的小户、贫户编在后，以当轻役。按照人民的贫富，田亩的多寡，将其编为三等，然后从最富一等开始征税。若富人所纳税额不能满足需要，再向下征收次富，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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