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理进入了第二天。
上午十时，天野检察官开始对被告进行直接讯问。
站在证人台上的村田和彦的态度，比我想象的要坦荡得多。他哪里象被强拉上证人台来的样子呢，简直是全身都表现出他正在期待着这个机会的到来。
天野检察官站了起来，他的面部表情比平时要严肃得多，现在，他那“魔鬼检察官”的本领完全表现出来了。
“被告在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干什么来着？”劈头就是猛烈的一击。
“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加入了女剑戟柴田三千代的团体，到地方上巡回演出。一九五六年又回到东京，给一位电视作家当助手，勉强维持一个人的生活。”村田和彦不慌不忙地用铿锵有力的声调答道。
“从一九五七年你就靠摘投机交易谋生吧？”
“是的，我想这下可交好运了。想想过去的悲惨生活，现在能有自己的家和自用汽车，我就非常满意了。”
“被告是从什么时候起对小豆交易产生了兴趣呢？”
“从到北海道十胜地区巡回演出时开始的，那一带是日本小豆的主要产区，在那里学到了小豆交易方面的知识。有句成语说：‘不当富豪，就当乞丐’。我想，我就是一直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怎么也不会变得再坏了。”
“那么，被告现在大约有多少财产呢？”
“大约有一千万元。”
“有那么多财产，被告没有归还过去欠‘戏曲座’的债款吗？和伊藤京二个人间的借贷，怎么说也还是个人间的事情。自己富裕起来了，当然应该履行誓约书上的义务。”
“我在一九五八年还清了那笔钱。”
整个法庭一下骚动起来了，这个秘密连百谷律师也没有公开过呀！
“你还给谁了？”
“还给‘戏曲座’现在的会计濑川忠夫了。”
“有什么可作证据的东西吗？”
“记得他给了我一张明片，上边写着收到了这笔款。只是忘记放在哪里了。”
“可是濑川忠夫说不记得有这么回事呀。”
“大概是他侵吞了，反正剧团以为是收不回来的钱了。现在提起此事，濑川君可能认为我一定要被判处死刑，因而坚持说不知道的。”
检察官好象有点冒火的样子。
“那么，被告对金钱的看法怎样？”
“不说‘万能’，也是‘至上’的东西。我本想相信人的，但是失望了。一个孤独的人，要想活下去，只能相信金钱的力量。”
真是胆大包天的发言。几乎所有的被告，即使相信自己是无罪的，也都本能地对审判官惧怕三分，因为怕给审判官以坏的印象，说每一句话都是提心吊胆的。
但是村田和彦刚才的发言，好象连检察官和法官他都没放在眼里，宛如独自一人面对墙壁在发泄自己的郁愤。
这个人莫非说是自暴自弃了吗？是不是因为他意识到不管自己如何否认也难免判处极刑，因而故意这样出言不逊呢？
那么，敏锐的百谷律师听了这种可能使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的发言，心情会怎样呢？
想到这里，我观察了一下百谷律师的面庞。他默默地闭着眼睛，好象在打瞌睡。
三位法官的确变了脸色。能使他们的表情发生微小变化的事情，要是放在一般人身上，就要兴奋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天野检察官这时变得满脸通红。
“被告爰读什么书？”
“爱读日本的明治文学。”
“是尾崎红叶的著作吗？”
“不是，是岛崎藤村的著作。”
在这一瞬间，检察官大概是联想起《金色夜叉》的主人公间贯一【注①】来了吧。我想这一段问答恐怕是在他的讯问预定表上所没有的。
但是，检察官好象马上又恢复了镇静。
“和东条康子性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在这里使用“性交”这个词，使我感到检察官是在发火了。
在这种场合，平常都使用“肉体关系”这个词。这两个词本来使用哪个都可以，但至少在法庭上听到，这里边有微妙的差别呢！
“是从一九五八年六月开始的。”
“是从什么机缘开始的呢？”
“最初是在银座偶然遇见的。”
“大概不会在当天就发生了关系吧？”
“不是的，那天只是边喝茶边谈些趣事。不相信人的我，从那以后不久，也想对人相信了。”
“被告在战前参军以前，没有和康子发生过肉体关系吧？”
“没有，朦朦胧胧地对她有点爱慕之情倒是事实，但是从来没有对她倾诉过，连手都没有和她握过。”
“现在回忆起当时自己的心情，有什么感想呢？”
“我觉得当时是一片真情，至少我是这样……”
“一度邂逅相遇，也许纯属偶然，但后来又相会数次，是谁主动相约的呢？”
“不好说是谁主动，互相都说——下次什么时候再见面呢？”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她是有夫之妇的呢？”
“第一次见面那天，询问她的身世时知道的。我们分别以后，已经相隔十五年了。即使过去我们有过婚约，对她的变心我也没有恨她的理由，何况我们根本就发有过婚约呢。”
“那么，你们发生关系，是被告诱惑对方的吗？”
“假若是强奸的话，我就得负全部责任。或者对方若是自己没有过性生活体验的处女的话，话也可另当别论。可是对方是一个洞知其中一切的已婚妇女，恐怕不能说全部责任都在我一个人身上吧。”
从另一意义上说，村田和彦好象是在气得发抖——但从他说出这样反击的话，可以想见这个被告不是慑于死刑的命运而在战栗。
“那么，被告是说康子对你表示过使人一沾她就要陷进去的媚态吗？”
“对您这样的用词虽然不能完全同意，但从客观效果来看，也可以说是这样。”
“那么，被告怎么知道她有那种意思呢？”
“在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康子又把我十五年前赠送给她的玛瑙衣带签子带在身上了。当然，这是我当时能买得起的东西，值不了多少钱，和她现在穿的衣服反而是不相称的。这点东西她竟然保存了十五年，而且在和我重逢的今天，又把它带在身上，我从这里感到了一个女人的爱情。”
“你说你们发生关系，不好说是谁诱惑谁，那么最初是在什么地方呢？”
“在千馬太谷的‘若叶庄’旅馆。”
“当然，在通奸罪已经废止的情况下，你们的这种行为，并不触犯刑律，但是和有夫之妇发生肉体关系，被告精神上没有一种罪恶感吗？”
“多少有这种感觉，但在现实的喜悦面前，那种罪恶感就被冲到一边去了。”
“是为了肉休的喜悦吗？”
“不仅是肉体的，也有精神的。”
“康子死后，在她的遗物中，发现了好几封被告写给她的情书，现在已作为物证交上去了，其中有这样两首诗：‘爱恋他人之妻的悲愁，若能为称所体察，哪怕叫我罪人，我也欣喜若狂。’‘我的内心深处，藏着难言秘密，舍身而恋的本性，只能对你倾诉。’这诗是被告写的作品吗？”
“是从岛崎藤村的诗集中摘引下来的。我觉得这诗最能表达我当时的心情，所以就抄录在信里边了。”
“你们那种关系，一直继续到下半年，一个星期相会两三次，而且在一起搂着睡吧？”
“是的……”
“假若是那样相爱，你们没有想双方都清算一下自己过去的结婚生活而正式结婚吗？”
“我是想这样做的，康子也说想这样做，只是在这半年当中时机还没有成熟。”
“被告在十一月和内妻【注②】顺子开始过分居生活，就是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吗？”
“我已经产生‘往者不可追’的心情，不能说在内心深处没有过这是一个机会的想法，但是导致我们分居的直接原因，是与我和康子的恋爱没任何直接关系的。顺子对我们的恋爱关系也许已经有所察觉，但一直没有表面化。”
“你和顺子的结婚生活，持续了几年？”
“从我回到东京的一九五〇年开始，大约有四年了。”
“在这期间，你们的夫妻生活还算圆满吧？”
“是的。”
“突然出现这样的破局，是什么原因呢？你们的恋爱若不成为问题，那么什么问题是直接原因呢？”
“这个我现在不想说。”
我想，他是在行使沉默权。即便是与本案无关的问题，被告若是执意拒绝回答的话，检察官和法官是不能强迫他作出回答的。
但是，他采取这种态度，决不会使审判变得对他有利。这时我看到三位法官都微微皱了皱眉头。
“那么，今年一月十六日第一次事件发生的时候，被告采取了什么行动？”
“那天晚上我一直呆在家里，在画行情曲线表。到了半夜十二点左右，康子挂来了电话。”
“在十二点以前，被告一直是一个人在家里吗？没有人能证明你当时不在现场吧？”
“没有。”
“康子的电话是什么内容呢？”
“她的声音完全变了，沙哑得简直不象是康子平时的声音。她说：‘我马上想看到你，这里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你马上开着自用车来一下好吗？’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她也不回答我，她只是哀求我什么也不要问了，叫我马上就去。我也不放心起来，马上准备了一下就开着车去了。”
“东条家的住址你知道吗？”
“虽热没有进去过，但地址是知道的。”
“当时你知道东条预定在哪天出差吗？”
“在前一天的中午听康子说过。”
“那么，被告到东条家以后情况怎样？”
“到门口迎接我的康子脸色刷白，她什么也不说，拉着我的胳膊就往里走，一直把我拉到里屋去了，一进屋就看到东条的尸体躺在那里。”
“在他生前，你没见过他吗？”
“没见过。”
“那时，被告怎么样了？”
“我想我一定也变得脸色刷白，记得当时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但是过了一会儿，我恢复了平静，问道：‘怎么啦？怎么死的呀？’奇怪是觉得有点奇怪，不过当时我还以为是脑溢血或心脏麻痹忽然发作而突然死去的呢。”
“康子是怎样回答你的呢？”
“她死盯住我的跟睛看着我，她那可怕的眼神，真使我有点毛骨悚然。过了一会儿，她开口说道：‘杀死的，是我杀死的。’”
“被告当时是什么感觉呢？”
“当时眼前一下变得模糊起来，好象是一片云雾，各种胡思乱想掠过心头，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
“康子当时怎么样？”
“她一直沉默不语。也许是为了使兴奋镇定下来，她把威土忌酒注入杯中一饮而惊—虽然她平时在我眼前从来没喝过酒——把酒杯递给了我，喃喃地说了声‘永别了’。
我的头脑清醒过来以后，喝了一杯酒，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这时康子怎么说呢？”
“叫我按着顺序再现她当时的话，是不可能了，总之，她说过这样的话：东条宪司不知在什么时候觉察到了我们的关系，他好象是为了在现场抓住确凿的证据，使了一个说坐夜车去大阪的计策，又偷偷地回来了。他大概推测到，他一出去旅行，康子一定会把我带到他家里来的。”
“这真地只是康子说的话，而不是事实本身吗？”
“康子确实是这样说的。但事实本身不是这样，我在家里一直呆到半夜十二点。”
“但是，什么事物都有一个常识问题。说东条宪司觉察到被告和他妻子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于是以出差为口实，给他们以幽会的机会，然后再闯入现场，抓住确凿的证据，这种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假如实际上他没有发现被告在他家里的话，恐怕不会发生致命的搏斗吧。比如，他说明一下计划变了，改在明天早晨坐飞机出发，不是就可以把自己的真正意图掩盖过去吗？若是一般人，一定都会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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