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完奶奶的葬礼回到牌坊中学，王加林情绪极度低落。
他怎么都难以相信，慈祥的奶奶没了，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永远离开了他。但这一点又是不容置疑的。他亲眼见奶奶躺在棺材里，亲眼见本家二爹、本家叔叔和皮匠三爹钉上了棺材盖，亲眼见村里几个年轻力壮的男将把装有奶奶棺材抬到了村西那个叫晒石畔的墓地里，又亲眼见他们把棺材放进事前挖好的土坑，用铁锹掀起红色的泥土，把棺材一点儿一点儿地掩埋……
再也看不见奶奶的面容，再也听不见奶奶的声音，再也没有机会为奶奶修剪脚趾甲，更不可能把奶奶按到身边来一起生活了。想起这些，特别是回忆起奶奶躺在棺材里眼角还滚出泪珠的情景，王加林总是泪眼婆娑。
刚刚从方湾镇中学调到牌坊中学的方红梅，正为结束两地相思之苦而欢欣的时候，看到加林遭遇这样的打击，如同晴朗的天空突然飘来一片乌云，心情也变得非常暗淡。更何况，两人相聚之后的日子，也并不像她所想象的那么如意。
如胶似膝、卿卿我我地过了一段亚当和夏娃的美好时光之后，红梅老师现牌坊中学这个“伊甸园”与外面精彩的世界相差太远。尽管古今中外的文人墨客把爱情描写得那么神圣、崇高和伟大，可爱情不能当饭吃。人活着，就必须与柴米油盐酱醋茶打交道，必须演奏锅碗瓢盆交响曲。
呆在这么一个孤岛野庙一般的鬼地方，夜晚见不到一个人影，周末和节假日连打麻将的人都凑不齐。陪伴他们的，只有孤单、寂寞、空虚、无聊和恐惧。因为远离城镇，加上人生地不熟，干什么事情都不方便。抚今思昔，想起自己毅然离开的方湾镇中学，红梅老师难免失落，难免郁郁寡欢，甚至伤心落泪。
她之前供职的方湾镇中学是她的母校，她在这里上完了初中和高中，师范毕业后又分配到这里当教师。无论是过去的老师，还是一同分配来的师范同学，彼此都非常熟悉，而且都集中住在方湾镇。八小时之外，他们一起打篮球、打乒乓球、打羽毛球、打扑克，一起上街吃大排档、看电影、看录像、唱卡拉ok，其乐融融，快乐无比。更难得的是，方湾镇中学距红梅家所在的菜园子也很近，步行十几分钟，穿过两条街道就到了。她可以在家里吃上父母做的热菜热饭，可以与弟弟妹妹们调侃和疯闹，享受天伦之乐。
调到牌坊中学之后，这一切倏忽间离她远去。取而代之的，是两个人的孤独相守，是漫漫长夜的顾影自怜。红梅老师心理上的落差是不言而喻的。更为糟糕的是，她到这所学校没多长时间，就与副校长丁伯华之间生了冲突，关系搞得相当紧张。
矛盾是由期中考试成绩考核引起的。
开学初，学校制定出台了《教师教学考核评定奖惩办法》。其中有一条重要内容，是对在期中和期末考试中，教师所任教学科目学生成绩及格率在8o%以上的，根据优秀率情况予以奖励。优秀率达到3o%的，给予一等奖，奖金2o元；优秀率达到2o%的，给予二等奖，奖金1o元；优秀率达到1o%的，给予三等奖，奖金5元。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及格率和优秀率两个概念。假如某学科考试试卷满分为1oo分，获得6o分以上的学生为及格，获得8o分以上的学生为优秀。及格学生人数与参考总人数的比率为及格率，优秀学生人数与参考总人数的比率为优秀率。
奖惩办法是副校长丁伯华负责起草的。这些年来，牌坊中学教学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一般都出自这位“能人”之手，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督导，也由这位“强人”亲自开展和进行。女校长关玉荣通常只在人事、财务、对外接待和交流这些宏观层面的大事上出面，内部管理方面的麻烦事，一般都交给这位副手。
丁伯华呢？又恰好是一个不怕麻烦、乐于用权、爱管闲事的人。每天早晨拿着考勤本看看老师们到没到岗呀，隔段时间检查一下老师们的备课本和学生作业批改情况呀，或者拎着靠背椅到教室里去听一听某位老师讲课呀，他乐此不疲，劲头十足。特别是看到老师们因为他的管理行为而表现得紧张和惶恐不安时，他总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快感，觉得自己在牌坊中学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管理别人时，丁伯华尽量做到事无巨细，查找别人工作上存在的纰漏时，更是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但是，他自己又不能以身作则，更谈不上率先垂范。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从来就没有做到过，仅限于“用马列主义的电筒照别人”。基于他的这种德性，老师们都不怎么喜欢他，而且有些讨厌他。尤其是一些年青教师，因为经常受到他的压制和批评，对他恨之入骨，谈起他就嗤之以鼻，背地里咬牙切齿地骂他。但大家确实又有些怕他，担心他在关玉荣面前打小报告，所以受了委屈总是忍气吞声，不与他计较，尽量避免与他生正面冲突。
丁伯华拟定奖惩办法时，参考了往年的考试情况，认为自己和关玉荣是十拿九稳能够得奖的。可期中考试成绩出来后，他们两位“校座”所教的政治课考得差强人意，很多学生都在6o分以下，及格率没有达到8o%，连评奖的资格都没有。教导主任宁均富教初二年级的数学，勉强可以得个三等奖。学校会计邹贵州没有任课，自然也拿不成奖。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的全部是普通教师。
丁伯华霎时慌了手脚。
奖惩办法是经校务会讨论通过，并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公布于众的。如果出尔反尔，肯定会引起教师们的反感并激起公愤，但按这个办法执行，学校又得支出一笔不小的费用，更为尴尬的是，这些奖励与包括校长在内的四位校领导基本无关。他没办法向关玉荣交待。
考试结果出来的最初几天，丁伯华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对如何考核评定感到万分棘手。他先是找一些年龄较长的老教师到办公室交谈，征求他们的意见，商量“这个事情该怎么弄”。
大家一致认为，学校领导应该“说话算数”，不能失信于民。
无奈之际，丁伯华又提出对所有获奖学科的学生试卷进行复核，由他亲自进行审查。意图是非常明确的：既然学校领导不能获奖，就不能让教师的获奖面过大，要最大限度地减少获奖人数。
随后，他就坐在办公室里专心致志地审查试卷批阅情况，重点关注那些刚过6o分和刚过8o分的试卷。想方设法扣减分数，直到及格的试卷降到6o分以下、优秀的试卷降到8o分以下为止，最终达到降低及格率和优秀率的目的。
丁副校长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一丝不苟地复核试卷。他的工作卓有成效：与最初的结果相比，获奖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能够获奖的人员中，有一半获奖等次也降低了。
很多老师都气得眼睛充血、头冒青烟，但大家又敢怒不敢言。
王加林获一等奖稳如磐石，没有被拉下来。方红梅本来可以获二等奖的，因为及格率被降至8o%以下，失去了评奖资格。她翻阅着被丁伯华改过分数的试卷，现很多本来答对的题目，都被扣了分，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有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刚刚调到牌坊中学的红梅老师，成了第一个去摸老虎屁股的人。她拿着被重新扣过分数的试卷，冲到丁伯华的办公室，把试卷在丁副校长面前摊开，逐题询问学生的答案究竟错在哪里，要求丁伯华说明扣分的理由。
丁伯华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搞懵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新来乍到的黄毛丫头竟敢向他叫板。他稍微稳定了一下情绪，开始搜肠刮肚的调动自己的语文知识，胡乱地解释和应对挑战。
有一道题目，要求用“花枝招展”造句。学生写的答案是：我妈妈总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丁伯华认为说法欠妥，判为错误。理由是，如今又不是原始社会，人怎么可能用花朵和树枝来打扮自己呢？
“你知不知道花枝招展是什么意思啊？”方红梅嘲弄地质问道。
丁伯华一时语塞。
迟疑片刻，他把双手举过头顶，比划着回答：“花枝招展嘛，就是那个花呀、树枝呀在风中摇呀摆的。就象这样，这样两边摆动。属于动宾词组。”
办公室里的不少老师们都埋下头偷偷笑。
红梅老师怒气冲冲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从桌上拿起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再次来到丁伯华的办公室。
她把词典扔在丁伯华的面前：“你自己查一查，好好学习一下，把意思弄懂了再判断对错。不要误人子弟！”
说完这些，方红梅觉得还不解气，继续咄咄逼人地问：“还有这几个字的拼音，为什么错了？文言文中的通假字与现代汉语的读音不一样你知不知道？自己不学无术，凭什么胡乱更改？”
丁伯华满脸通红，瞬间变成了猪肝色。他气急败坏，也顾不了学校领导的身份，竟然开口骂人：“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是个什么东西！”方红梅毫不示弱，“自己没本事得奖，看到别人得奖又眼红！有你这样当领导的吗？”
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一个弱女子能够这样拍案而起，让那些忍气吞声当缩头乌龟的男教师们汗颜汗足。
大家纷纷找校长关玉荣和教导主任宁均富评理，表达自己对丁伯华胡作非为的不满。
迫于民情民意的压力，丁伯华不再坚持复查和更改试卷分数。
关玉荣趁机送了一个顺水人情：坚决执行《教师教学考核评定奖惩办法》，严格按照最初评定的考试成绩兑现，该奖的一分钱不少，不该奖的一分钱不给。
就这样，方红梅的据理力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不过，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她因此得罪了副校长丁伯华，结怨的程度还比较深。
自那以后，丁伯华对红梅老师总是“特别关照”，有事没事找她的茬儿，伺机报复。
本来对学校偏僻的地理位置和恶劣的生活环境就不满意，再加上与领导之间的关系搞得这么紧张，红梅老师的苦恼又添加了一层。
意外怀孕之后，王加林又没有本事结婚，他们不得不弄虚作假寻求流产。红梅老师因此脾气变得越来越坏，总是牢骚满腹，动不动就絮叨，对王加林横加指责和抱怨。
加林老师呢？对方红梅也不甘示弱。我就这样的条件！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我就是一个穷光蛋！又没瞒着你，又没骗过你，又没有哄你投入我的怀抱。你一会儿说师范时的女同学找的男朋友家庭条件好，一会儿说高中的女同学嫁的老公会赚钱，这不满意那不满足，现在觉得委屈后悔了，早干嘛去了？我不会因为穷，就对你卑躬屈膝，更不会存心去巴结你、讨好你，我决不会当一个没血性、没骨头的男人。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看着办吧！
听这口气，我们难免会在心里骂王加林不是东西，是他妈的彻头彻尾的坏小子。把人家黄花闺女的肚子搞大了，就摆出这么一副“死猪不怕开水汤”的架式，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不过，他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
陪方红梅去做流产手术时，王加林同样心如刀绞，万分难受。扼杀的，是他的亲骨肉啊！他不想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吗？
虽说领了结婚证他们就是合法的夫妻，但中国的传统还必须举行一个婚礼，向社会昭示，得到亲朋好友的认同，他们的婚姻才算名正言顺。可是，加林拿不出钱来办这么一个婚礼，没有能力结婚。
没有结婚就怀上了孩子，往往会被别人戳脊梁骨，被别人唾弃和谩骂，特别是女人，会背上极坏的名声。他不愿意自己心爱的女人受到这样的伤害，只能以牺牲亲骨肉为代价。孩子没有了，可以再造再生，女人的名誉受损了，则永远难以恢复。基于这样的认识，两个年轻人才选择了流产。
人工流产之后，结婚的事情不得不纳入议事日程。房子可以住学校的宿舍，但适用的家具总得有几样吧。去家具店买是不可能的，质量差的不耐用，质量好的，他们根本就买不起。
最实惠的，还是自己买木料打家具。
加林老师倾其所有，拿出参加工作两年多的全部积蓄，到花园镇买了两棵杉木，托学生家长用板车拖回学校，又到关王村请了两个木匠，把杉木铸成木板。
木匠说，杉木比较潮湿，暂时不能用来打家具，否则家具会变形，必须等木板干了之后才能开工。有经验的老师们还提醒说，木板只能阴干，不能放在太阳底下晒。
阴干意味着必须放在家里，可加林和红梅老师的宿舍都是三米见方的单身宿舍，面积不到十平方，高度只有两米多，而那些木板却有五六米长，无论是竖着，还是躺着，都放不下。
盘点学校所有的房屋，只有教室和办公室才能容纳。放在教室里肯定不合适，影响学生上课不说，那些调皮捣蛋的男生们几天就会让那些木板面目全非，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办公室。
他们把木板平放在办公室的地面上。为了节省空间，把木板一块一块地摞起来，木板与木板之间，用竹筷子或者木片隔开，露出缝隙通风，以便干得快一些。
木板已经在办公室里放了两个多月，按说已经干得差不多了，可新的问题又摆在了他们的面前：在哪儿打家具？
两人的宿舍都是屁大一块地方，根本就铺排不开。
于是，加林老师又去找校长关玉荣和会计邹贵州，申请安排一间较大的宿舍。
学校领导答应，春节过后，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再帮他们调剂住房。
事实上，王加林面临的愁肠事，远不止这些。请木匠打家具是得花钱的，家具打成之后油漆也得花钱，还有结婚所需的床上用品没有买，新人穿的新衣裳没有添置，婚礼多少得办几桌酒席，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钱从哪儿来？买过杉木之后，加林老师就一贫如洗，身无分文了，生活费都得红梅老师出。二十岁的王加林愁得白头都出来了。
加林的这些愁肠事，对于千里之外的他妈白素珍来说，却是不足为道的。这个被愤怒和复仇的火焰燃烧着的女人，心里想的全是如何为她养母申冤、为她自己报仇，如何想办法夺回她养母留下的遗产。
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没有这些冤情，白素珍也不会对儿子结婚的事情特别上心，因为她一直不同意加林与红梅恋爱，自始至终都反对他们走到一起。为了拆散这对“鸳鸯”，她已经作了两年多不懈的努力，写了三十多封信与儿子论战，母子二人几乎闹到“脱离关系”的地步。
安葬完养母，和加林一起从王李村到达花园镇时，白素珍是有时间去一趟牌坊中学的。加林也盛情邀请他妈去他工作的单位去看看，顺便见见他的女友方红梅，但白素珍义正辞严地拒绝了。她宁愿呆在花园火车站候车室里等上三个多小时，也不愿意去牌坊中学看那个破坏他们母子关系的“小妖精”。
回到河北保定，白素珍无时无刻都在想着报仇雪恨的事情，精心策划着如何报复王厚义，让这个罪大恶极的坏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她买了好多法律书籍在家里自学，花四十五元钱报名参加《民主与法制》刊授学习。同时，夜以继日地写控告信，寄往孝天的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寄往全国各地的报社、杂志社、电台、电视台和妇联，要求维护老人、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要求惩办王厚义。每一封控告信里都带有火药味，都少不了杀人犯、强奸罪、重婚犯、绳之以法、坐牢枪毙这些字眼。
与此同时，她还开始了打官司的前期准备工作，多次写信征求老同学汤正源的意见，还和丈夫老马一起到保定市法律顾问处咨询。
律师们普遍认为：王厚义虐待老人的情节比较严重，在加林他奶还有希望救活时，找借口放弃抢救，故意不作为，属于间接故意杀人行为，他已经丧失了对死者遗产的继承权。
素珍提到了聘请律师打官司，别人建议她请孝天本地的律师，说这样办案方便一些。取证呀，出庭呀，与法院沟通呀，相对比较便利，也可以节省许多费用。当她进一步问到，打官司最少得花多少钱时，别人开出的数目让她难以接受，心里自然也凉了一截。
“铁定赢的官司，凭什么收这么多钱啊？”白素珍感觉律师行业真是太黑了，她决定自己去打这场官司。
根据律师们提供的意见，结合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识，这个小学文化程度的女人，开始自己撰写起诉书，交给字写得比较好的丈夫老马，工工整整地誊抄下来，然后用挂号信寄往孝天的司法机构。
但是，所有寄出的信件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一个单位理睬和回复。
白素珍非常失望，非常伤心，也非常气愤。她认为公检法这些衙门的官僚习气太严重，也反映出中国的法制建设太不健全了。越是这样，她越不信邪，越是激了她的斗志，越想打赢这场官司。
素珍誓言，要用实际行动为中国的法制宣传和法律普及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思来想去，她决定春节休假回湖北，到孝天城的公检法机关面呈诉状，开启她的复仇之旅。因担心春节七天假期不够，她又向自己的工作单位——保定冲剪机床厂递交了请假条，希望领导能批她一个月的假期。
保定冲剪机床厂是一家小型国营企业。白素珍干不了技术活儿，她的工作岗位是自行车看管员，也就是为全厂一百五十多名来上班的职工看管自行车。
厂区专门划有一片停放非机动车的区域，每天上班时，看到有职工来停放自行车，白素珍就迎上去，往自行车龙头上挂上一个塑料号牌，同时把另一个相同号码的塑料牌交给停车的职工。到下班时，职工凭塑料牌对号领取自行车。
虽说这项工作没什么技术含量，却特别拴人，一时也不能离开，而且责任重大，一辆自行车大几十块钱，名牌车还要一百多块钱，相当于一个工人几个月的工资，弄丢了可不是好玩的。
与白素珍倒班的，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媳妇。她们当中一个人有事，另一个人就得从早到晚地守着，连中饭都没办法回家吃。所以，请假之前，素珍还得征求别人的意见，取得别人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倒班的小媳妇答应之后，她再去向保卫科长请假。因为白素珍提出的假期时间太长，出了保卫科长的审批权限，她又亲自去找了厂长。
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以及时不时不由自主淌下的眼泪，白素珍一路过关斩将，终于在岁末年初之际，把请假的事情搞定了。
但是，家里这时又接二连三地出状况。
先是小儿子马军生病，持续不断地高烧，在部队干休所卫生室打了好几天的吊针也不见好转，后来引丹毒性腿痛，双腿完全不能走路了，又转院到保定的大医院，住院治疗了二十三天才基本痊愈。
马军刚出院，小女儿马颖又生病了。舌头上长满了小泡泡，吃东西就疼，好几天都不能进食。
还有二女儿马红，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找工作接连受挫，托了好多人，零零碎碎花了八十多元钱买东西送礼，还是一直没有着落。
后来，一家计算机开公司来找部队干休所，提出想租干休所闲置的房子办公经营。白素珍听到这个消息，觉得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她怂恿丈夫老马以权谋私，谈判时把马红进计算机开公司上班作为租房的先决条件。
老实本分、原则性一直很强的马所长觉得这样影响不好，不愿意去提。
白素珍于是天天在丈夫耳边唠叨，还蛊惑马红哭着找她爸闹。
可怜的马所长被老少两个女人缠得实在没办法，只有脸红耳热，吞吞吐吐地向别人提出了要求。没想到计算机开公司的经理答应得非常爽快，信誓旦旦地保证，只要能租到部队干休所的房子，他们一定把马红招进公司，让她在办公室里干最轻的活儿，每个月工资一百元。
一家人高兴得什么似的，白素珍还得意地嘲笑老马是木鱼脑袋瓜子。
就这样，租房协议顺利地签订了，计算机开公司也搬进了部队干休所的房子里办公，但在招收马红的问题上，他们却变卦了。理由是马红学历太低，又完全不懂计算机开。
白素珍正为这件事情恼火，天天生闷气，明知道被别人耍了，又没有办法找别人理论。这种事情，怎么能够拿到台面上来说嘛！
家里真是乱成了一团麻啊！
大儿子马杰和大女儿加花得知母亲准备去湖北打官司，都写信回来，明确表示不回保定过春节了。马杰去了他女朋友家里，加花陪她男朋友到广州中山大学补习外语，为留学美国做准备。
但是，纵有千难万险，哪怕百事缠身，白素珍已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春节期间，她一定要回湖北，而且要闹得天翻地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她把春节期间准备回湖北“陪伴养母亡灵”的计划写信通告了儿子王加林。她在信中说：
“加林，我以前劝你与你父亲和好，那是我考虑到你年幼，害怕你跟他作对会吃眼前亏。现在你长大了，我必须告诉你：我和你父亲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在生活的舞台上，要么他死，要么我亡！至于谁胜谁负，法庭上见分晓！我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替养母申冤报仇，替我自己申冤报仇！不告倒你父亲，不争回养母的遗产，我绝不会停止战斗的笔！”
读着这样的来信，加林感到非常的困惑和矛盾。
因为奶奶的离世，他恨父亲，也希望父亲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真的把父亲拉出去枪毙么？真的让父亲去坐牢么？加林又于心不忍，不管怎么说，这个男人毕竟给过他生命。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的，还有这个男人的血液。
血浓于水啊！
另一方面，加林对他妈那种吵闹起来就随心所欲，完全不顾及公序良俗和他人感受的做法比较反感。他担心母亲春节期间在王李村闹得一塌糊涂，于是，多次写信劝他妈不要回湖北，或者回湖北之后不要大吵大闹。
这些劝告丝毫不起作用。加林反而遭到白素珍毫不留情的痛骂。白素珍说，你是在可怜罪大恶极的父亲，因王厚义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吓得胆颤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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